湖北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地书写，理由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湖北是中国大陆上最早有人类远祖活动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们大多知道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但一般未曾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加以比照。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水平而言，楚国与古罗马也不遑相让。直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只不过是海上冰山角顶的显露，今后的考古发现将会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
其二，湖北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革命传统诸方面。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90年间，湖北尤其是武汉先后多次产生过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些既体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充分发掘、研究、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
其三，迄今关于湖北历史的研究尚有不足。虽然围绕着湖北历史已有一批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就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进行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已有《嘉庆湖北通志》和《宣统湖北通志》（因完成于宣统年间，印刷于民国初年，故又称《民国湖北通志》）以及80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大批地方志新书，但专著类的著作只涉及历史长卷中的一个时段或一个方面，远不足以再现湖北历史整体；而地方志限于体例，分门别类钩稽罗列，篇幅浩繁而横向上互不统属，有益于专家研究和各专业部门运用，但对非本专业的人和一般读者而言，则显得过于专精，也难以把握整体的历史进程和编纂者总结的某些规律性认识。而且湖北近年所出版的地方志书大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续下来的，对古代的有关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多未整理和利用，因而给人难以衔接之感。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我们编著了这套8卷本《湖北通史》，力求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全貌。
《湖北通史》不是已有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具体而微的投影，也不是对其他省市的通史著作的简单模仿。为了达此目的，《湖北通史》编著组的全体成员始终围绕着“通”、“特”二字下功夫。
“通”，本来就是通史的基本要求，首先是时间维度的上下贯通。上下贯通不仅是指数千年的历史不应间断，各卷和各朝代或时段之间，注意分划和衔接，尽可能不留下空白，亦力求避免重复和矛盾；更主要的是气势一贯、风格接近，尤其要求各卷作者在总体把握上具有相对一致的史识。其次是空间维度上的横向沟通。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千年间的发展变化必然离不开中国乃至世界这个大背景，或者说湖北这个局部与中国和世界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是整体决定或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整体。因此在考察湖北历史的时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情形，尤其是相邻各省的情形，也须了然于胸，才不致于孤立地看待湖北历史。而且，现今的湖北省境，基本上是明清以来才逐步规范下来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湖北与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行政归属屡有变化（如先秦的楚国曾领有两湖、贵州、河南乃至吴越之地，西汉开始设置的荆州所辖也远远大于今之湖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求首先以今之湖北省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遇到思想影响、文化流播、人物迁徙、货物流通等问题，或者是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事件时，叙述或分析所及，必然会越出湖北的空间范围。
“通”的最后一层意思是建立“大史学”观念，不能仅把此书写成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也不能仅写成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史，它应该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但又不是各个方面的拼接杂陈，而是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表述，这应该是区域性通史和地方志的区别所在。
“特”是要求写出湖北历史的特色。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历史的各个方面自然与中国各地具有很多共性，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加上族群众多，故在远古的文明萌发阶段，文明程度即呈现出差序和梯次；即使在秦汉以后统一的条件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民族构成、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稳定或动乱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历史进程也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局部受到整体的影响还是局部对整体的影响，其情形和程度各具特色。
写出特色，决不仅是止于以湖北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湖北人物、事件、生产生活状况、社会习俗等等）为主要再现对象就可实现，尽管人各有其言行，事各有其原委及影响，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这仍然近乎停留于表面。关键所在，是通过对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变的特征、速度、方向和方式，发掘生活在该地域的人群的文化精神。所以通史虽以记叙为主，但不能缺少哲学思维，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深层的思考和高度的升华。
当然还要抓住要领，即在关注全面时突出重点。历史的内容范围广、资料多，上至军国大事、政府的财政收支，下至市场上斗米斤盐的价格、老百姓的衣食起居，无不与当时的政局、社会和群众心理息息相关。对此，既不能取精微而遗广大，亦不能只写大政、大计、大战、大事而忽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说，上古楚国的开辟创制，从秦汉到明清事关大局的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晚清民国年间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成败，均是着力较多的重点；而环境、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精英文化与俗文化，乃至人口、妇女、群众心理等问题，亦有较深入的探讨，力图让读者看到历史的更多层面。
《湖北通史》有统一的体例，但从实际出发，各卷可以灵活的进行组织结构。具体地说，朝代较短的、制度相同相近的，可以打破朝代界限，连贯起来写；朝代或时段长、差异大、内容多的，可以先分时段来写；变化区别明显的，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等，可以分朝代或时段来写；相对稳定的，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可以连贯起来写。采用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手法，无非是让形式（体例）服从于内容，更好地实现全面贯通和突出特色这两个目的。
对目前已成书的《湖北通史》，作者希望它不仅能全面系统地再现湖北历史的全过程和整体面貌，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努力的探索。
其一，使整体的史学内容更丰富、更饱满、更多样，特别是通过对湖北历史资料的新发掘和再研究，书中提出了一些较新的观点和问题。宏观者诸如华夏文明源头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内陆是否一定封闭、海洋是否一定开放的问题；上古乃至秦汉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性质的判定问题；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在统一或割据状态下，地区的地位和社会发展的特殊状态问题；唐宋以后阶级矛盾和官民矛盾的表现问题；土地兼并集中与生产力提高而又造成大批流民的关系问题，微观者诸如历史上湖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商业发展不同步、中央政权的某些政策法规并未在湖北实行的问题；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问题；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的关系问题；晚清和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及其未能持续发展的问题；新兴社会力量的发育及其幼弱状况问题等等。《湖北通史》的作者们对于其中一些问题表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相信史学界无论是撰写中国通史、专门史、专题史、其他地方史还是作各种相关研究，必然要就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思考和讨论。
其二，《湖北通史》展示了湖北历史进程的某些特征。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整体的特征，各省区的历史进程有自己的局部特征，如北方中原地区（主要是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及河北）在上古至秦汉遥遥领先，魏晋以后发展渐缓；唐宋时再度振兴，到元代再次落后；此后一直到20世纪中期，在一些社会指标方面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几省。而南方文明发展的程度，在秦汉时期明显比北方逊色，从魏晋衣冠南渡开始，人文教化已能与中原互争雄长，至明清则经济、文化均??有后来居上之势。与此相一致，统一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如都城），从秦汉到北宋一直在陕西、河南两省境内，南宋以后，重心往东往南移动，都城就一直在沿着大运河、津浦线作南北移动。
地处南北交界的湖北，又是一番情景，其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乃至停滞与跳跃突进的间歇形式。楚人引以自豪的祖宗之一庄王曾说自己“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正可移作湖北社会发展特征的写照。前面说到，在石器时代，湖北亦是有人类祖先活动的地区之一，但文明主要标志之一的国家形态却比中原晚出几个世纪（虽然仍早于中国南方各地）。楚国建立，形成独特的楚文化，社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跳跃突进。在秦和西汉，湖北又呈现出停滞状态。东汉略有回升，自三国时发展趋缓，下至隋唐宋元，其间进退不常，境内各区域的开发既不平衡，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不同步。明中期以后湖北社会又有跳跃突进之势，有“天下四聚”称号之一的汉口迅速崛起，但从明末清初起又发展缓慢。清末张之洞在湖北实施新政，湖北再次出现跳跃突进，但不到20年，民国初年的湖北在全国又只处于中下等水平。所以说，湖北历史上虽有“鸣将惊人”、“飞将冲天”的辉煌，但也有不鸣不飞的停滞时期，而且后者的时间远远长于前者。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复杂，《湖北通史》有关章节对此亦有所探讨。
其三，《湖北通史》还试图归纳出湖北历史上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首先体现在开放博取的观念和行动之中。从上古先民的容纳三苗文化遗传、汇融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以及巴文化；到先秦、秦汉的儒道相安；其后的接纳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直到近现代的接受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都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的不拘守、不狭隘的特征。其次是强烈的民本位观念，颇带有“人即是目的”的价值含义。荆楚人民具有反抗强暴的传统，而从屈原到闻一多，均体现出爱国同时爱民、爱民即是爱国的思想感情。再次是崇尚自然、放任天性、追求个体的自由与尊严，不盲从偶像和权威，骨鲠敢言，这又具有某些道家和“楚狂”的色彩，故在文艺上不重功利，汪洋恣肆，想象奇特，瑰丽新奇，丰富多彩。秦汉以来的湖北文人，虽也服膺孔子，但总觉得屈原更亲切，视其为乡邦文化代表和人格楷模；对出自中原的黄帝也尊为人文始祖，但对战败的炎帝和蚩尤、造反犯上的共工和敢于公开承认“我蛮夷也”的楚武王，总有几分好感。虽然秦汉以后的湖北人大多数说不清自己的祖先来自何处，远祖是谁，但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和整体性的文化传统一样，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和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这里要作两点说明。一是区域性的文化传统也好，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也好，都是与其他区域其他整体比较、相对而言的，各个区域或各个整体也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一个区域、一个整体内部，文化传统也不可能永远完全不变，所以人们对一种文化传统可能有不同的总结。二是作者并不讳言湖北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陷。诸如缺乏韧性、流动不居、多谋少断、容易满足等，《史记》和《汉书》中已有类似的看法。而且这些缺点有的是伴随优点而产生的，如不拘守、不狭隘是优点，一旦过度形成流质易变，就成了缺点；有的则是因为客观环境条件所致，如湖北的易受旱涝之灾，又是所谓四战之地，使得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易积累，历代有形的文化积淀不易保存，这些对历史上湖北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影响。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具有基本真实的一面，也有加工构筑不断强化的一面。围绕文化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就是发掘和弘扬传统的积极因素，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当然，目前由于各卷可资利用的基础不尽相同，作者们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多少有别，分析、综合、表述的方式也未必一致，这些都使得目前这套《湖北通史》难以成为尽善尽美之作，诸如在整体和局部重合之处可能缺乏地域性资料；若干论述未能准确把握分寸；还有详略不够恰当，风格不够统一等等，有待商榷提高之处甚多。欢迎专家和读者多提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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